中国足坛青训体系再度成为舆论焦点,知名媒体人赵震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针对前国脚孙继海涉及的青训合同争议发表深度分析,他指出,相关球员签署的并非职业合同,其法律性质与韦世豪等职业球员的转会纠纷有根本区别,这一观点引发了业内对青训体系规范化与球员权益保护的重新审视。
赵震在节目中强调,孙继海青训项目中球员签署的协议属于“培训合同”而非“职业合同”,这类合同的核心目的是保障青少年球员在成长阶段的训练质量与教育衔接,其法律效力主要围绕培训责任、学业安排及基本生活保障展开,并不涉及职业联赛的转会、佣金或商业代言等复杂条款。
“青训合同的本质是教育投资,而非劳动力买卖。”赵震举例说明,此类合同通常约定球员需完成基础文化课程,同时接受系统足球训练,若球员未来未进入职业梯队,俱乐部需协助其转入普通教育通道,这与韦世豪案件中涉及的职业合同解约金、肖像权分成等商业化条款形成鲜明对比。

孙继海创办的青训项目曾因其“免费培训+升学保障”模式受到家长青睐,但近期因部分球员中途退出引发合同纠纷,赵震指出,争议根源在于国内青训体系长期缺乏标准化合同范本,各类青训机构使用的协议五花八门,部分条款甚至与《体育法》中“保障未成年运动员受教育权”的规定相悖。
某地方足协备案的青训合同曾出现“强制绑定职业签约权”的条款,要求球员若在18岁后成为职业运动员,必须优先与培训俱乐部签约,这种变相的职业绑定,实际上模糊了青训与职业化的界限,孙继海项目中的争议正源于类似条款的解读分歧。
2017年,韦世豪从葡甲莱雄伊什俱乐部回国加盟北京国安,其合同纠纷的核心是职业球员转会中的国际足联(FIFA)《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该案涉及培训补偿、联合机制补偿等职业化要素,完全基于FIFA成熟的转会框架,赵震对此分析称:“韦世豪案例是职业足球市场的标准命题,而青训纠纷更多是青少年体育教育领域的特殊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足协于2023年修订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训管理办法》已明确区分两类合同:培训合同最长签约3年且不得设置职业绑定条款;职业合同则需待球员年满18岁后单独签署,但政策落地仍面临执行监管缺失的挑战。

对比欧洲青训体系,赵震引用德国案例说明其双重保障机制:德国足协(DFB)规定,12-15岁球员签署的“精英学校培训协议”必须经州立青少年体育办公室审核,同时俱乐部需为球员购买职业转型保险,若球员在18岁未获职业合同,保险公司将承担其职业教育费用。
日本J联赛的青训合同则更强调教育优先,合同明文规定球员每周文化课学时不得少于训练时长,这些设计从根本上规避了“职业合同提前化”的风险,也为孙继海等国内青训从业者提供了改革思路。
针对当前乱象,赵震建议推进三大改革:其一,由中国足协联合教育部推出全国统一的青训合同范本,明确培训方与监护人的权责;其二,建立省级体育仲裁小组,专门处理青训合同纠纷;其三,引入“青训合同透明度公示”制度,要求机构公开基础条款模板接受社会监督。
部分业内人士进一步呼吁,应通过立法将青训合同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监管范畴,禁止任何形式的长期职业权利质押,正如赵震所言:“当足球青训不再被视作职业球员的‘期货交易’,中国足球才能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孙继海青训风波与韦世豪职业纠纷的对比,折射出中国足球发展进程中教育属性与商业属性的碰撞,当法律文本能清晰界定培训合同与职业合同的边界,当俱乐部与家庭在签约时拥有平等议价能力,青少年球员的成长路径才能既保留梦想的空间,也不失现实的保障,这场讨论的意义已超越个案之争,它关乎中国足球能否构建一个真正尊重成长规律的人才培育生态。